有一句老話叫做「人無信不立；業無信則不興。」大意是說，無論是做人做事，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否則就是失信，長遠後果非常嚴重。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信用昭著不但同樣重要，而且更是團結民眾的第一條件，一旦背上了失信的形象，以後欲要推行政策就會受人懷疑，困難倍增。最能使人麻痹大意的是，失信的負面效果並不會即時浮現，而是經歷隱形發酵而擴大，結果是隨著時間的過去，民眾對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與措施的配合就會因信心不足而下降，最後傷及根本，這就是「惡性滯後效果」。

1912年，就讀於湖南全省高等中學（今長沙第一中學）的毛澤東寫了一篇作文，名字叫《商鞅徙木立信論》，文中縱論商鞅這個劃時代做法。他說，「鞅當時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在這種情況下，商鞅進行變法圖強，秦國百姓根本不相信其「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變法是認真的。為了建立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商鞅便於秦國國都南門立下一根三丈長的大木杆，並宣布，凡是能將這跟大木杆搬到北門，就賞10金，但無人相信，只是圍觀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當賞金逐步提升到巨額50金時，終於有一膽子大的百姓鼓起勇氣出來一試，心想如果商鞅食言，自己頂多只是花了點力氣，沒有什麼實際損失。當這名百姓把大木杆搬到了北門之後，商鞅如約賞給了他50金，此舉轟動全國。這事使商鞅贏得了百姓的信任，知道以他為代表的秦政府言出必行，於是對他以後推出的變法法令給予高度的信任與配合。一些鼠目寸金的人可能會認為，商鞅此舉是白白浪費了50金，其實他是賺大發了。他只不過是花了區區的50金，便一舉確立秦政府的威信，換作是一個鼠目寸光的庸官，就算窮九牛二虎之力，也沒能贏得百姓的信任。

2024年11月19日，「35+顛覆案」的47名被告中，有45人被法庭定罪及判處監禁，當中罪魁禍首戴耀庭被判處10年監禁，其餘無惡不作的44名港獨分子則分別獲刑4年2個月至7年9個月不等。判刑細節一出，社會各界雖然對定罪叫好，卻普遍認為刑期與這些人對特區所造成的廣泛破壞與內傷不成正比，比對如英、美這些所謂民主大國的重判實在是一種莫大的諷刺。特區政府表示會研究當中的判詞細節，然後考慮會否就個別刑期提出上訴。

就當大部分市民都對特區政府的上訴表態寄予厚望的時候，某些傳媒與時事評論員卻一詞同軌地發表「定罪人被判處的監禁刑期恰當」論，隱隱然有製造輿論，誤導市民相信有關刑期其實不是太輕的味道。這就好比，一家酒樓烹調出來的食物好不好，顧客自會用腳來投票，味道好的自會客似雲來，其門如市。但如果出品不好，酒樓老闆只拜託那些所謂食評家發表「鱔稿」招來生意，食客就算一時被矇騙光顧，但很快便會覺醒，集體杯葛那家酒樓，最終結果可想而知。

天地有桿秤，秤砣是老百姓

同理，上述傳媒與時事評論員如果硬生生地指鹿為馬，目的就是想急速把案件畫上句號，誰不知這就為特區政府埋下極為長遠的手尾。可能會有人說，刑期是恰當或者是太輕人見人殊，眾說紛紜，應該以平常心待之，不必過度解說。不過，俗語說得好，「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意思是說，從政者到底做得好不好，老百姓心中自有評判，一小撮人哪怕是掌握傳媒甚或是公權力的一小撮是不能隻手遮天，扭曲不了民意的。時至今天，香港民智早已大開，市民的眼睛更是雪亮，懂得自我分析，作出總結，價值觀是不會被人操控的。

當一個元朗村民因保護家園而用藤條打人被判坐牢7年，而大部分臭名遠播的港獨分子因顛覆香港，危害國家安全，把香港害慘至今卻被判4年多，絕大多數市民會不會覺得公平公道呢？如果特區政府因為誤信少數人的偏頗，甚至可能暗藏目的意見而放棄對「35+顛覆案」的定罪與刑期上訴，那就很可能會陷入威信被削弱的危險，負面政治後果不容忽視。正如上面所說，在政治上，滯後性是一個非常不容易處理的難題，市民對政府的失望短期內不容易量化，但卻不會隨著時間的逝去而消失，而是不斷累積擴大，如果等到觸及臨界點路人皆見的時候再來補救，恐怕極不容易。

在新一份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李家超打出「改革求變 由治及興」的旗號，此舉對症下藥，但欲要事半功倍，必需贏得民信、民心，否則諸事拖延，效率大減。如今「35+顛覆案」的判刑就是天賜特區政府進一步增強威信的良機，在考慮是否上訴時萬不可以耳代目，而是貼近市民的真實感覺，同時實事求是地參考普通法國家，如美國的2020年衝擊國會案的判刑（主謀最長分別被判囚17、18與22年），在深思熟慮後做出決定。兩千多年前的商鞅，在變法前已經知道取信於民是關鍵，所以做出徙木立信之舉，這才成就了不世之功。時間雖然已過去兩千多年，但歷史殷鑒仍在，實在值得改革求變的特區政府認真參考！

人無信不立， 業無信不興 ，家無信不和，國無信則不治！

原圖：星島日報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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