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不是1949年前後南逃香港的一代，大部分人也未必有著「手空空無一物」的悲哀，但在社會良知的感召下，卻是願意擔起責任的平凡人。「花果飄零」曾是唐君毅先生的憂慮，60多年過去了，今日的香港又何嘗不是面對種種隱憂？ 但今日所講的「花果飄零」乃是警隊中的傳承的問題，警隊階級之多(14級)為現代警隊中少見，假如剔除員佐級人員並從督察級開始每三年就晉升一級，也要20年才可以晉升到助理處長，何況這種情形也實在少見。今天看到大量人員退休就是在70年代增員後的結果，大量人員退休亦意味着實際工作經驗的流失。在2000年代初，當經濟下滑的時候，政府(商人治港的後果)輕視警隊的需要及困難，不但盲目刪減每年的招募人數，使每年從警校畢業的警察低至200人左右，甚至不能填補當年約每年700人以上的流失率，在這幾年招募的督察更可能是每年20名之內。

最大危機：實戰經驗不能交接

因此，最大的危機在於實戰的經驗不能交接下去。在招募人數回復正常之後，大量年輕又缺乏經驗的督察卻變成了股肱的力量。在這18年間，在槍林彈雨中成長的刑偵人員所累積的經驗也白白地流失了。加上從90年代開始，警隊推行服務文化，使警務人員從半軍事化的角色逐漸蛻變成為「服務的提供者」之後，警隊的危機也就真真正正的出現了。雖然這幾年間每年受訓的人員高達1500人以上，但傳承的問題始終出現了而且並不樂觀。還有一個更大的隱憂，就是從2000年7月之後，招募的警察都是受雇於強積金制度，人才流失就是一個必然之理。當危機一再次出現時勇於承擔的前線人員就可能另謀高就，反正新招募的人員沒有退休金而任何時間都可以蟬過別枝，當紀律部隊的DNA被剔除後前景就不容樂觀了。 也許在回歸後的每次危機警隊均能處變不驚，縱使未經訓練卻在沙士時期及禽流感肆虐期間堅定不移地協助其他部門執行有關法例，面對暴力罪䅁也能保持極高的破䅁率，但危機卻在多次的公眾示威遊行中出現了，不必查證這些活動背後的政治考量，警方也必然尊重公民都有示威遊行的權利。 回歸18年來，每年的示威遊行是接近5000至7000多宗，而且政客的取態及暴力程度就日趨激烈。最初警察以退讓為原則，但經過多年的忍辱，前線人員卻失去即時反應的能力，而且每每要作請示以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整個社會的原則也被恣意扭曲了，當政府早已處於弱勢而執行公權的高級人員缺乏承擔政治後果的勇氣時敗象已呈。這也難怪！當高學歷和沒有瑕疵的工作紀錄是升級的唯一基礎時，部分指揮人員就會學曉逃避，或會躲在一些不用接觸巿民的崗位。當考上一兩個博士學位之後晉升就更有希望，他們又何必在前線打滾，既有風險也無保證升級。因此，前線的指揮架構被掏空了。回歸十八年後，當警察總部仍然拒絕承認英國人在回歸前有較高的晉升機會時就證明了謊言的存在。任何投身警隊的年輕人都有着兩條生命：一條是父母賦予的「生命」，而另一條是職業賦予的「使命」。大家也許接受了職場的「遺憾」，但若要彰顯真正的公義，管理階層的謊言與特權是不應該存在的。

年紀越輕 提升機會更大

既然晉升是一個直立的「金字塔」，更早到達較高點晉升機會就會倍增，加上每年的考核也不必有着出類拔萃的功績和下屬的支持度，年紀越輕向上提升的機會就更大，能避開前線工作就代表沒有機會在工作中犯錯也代表沒有傳媒的攻伐，這種成長路造就了在「非法佔中」的危機。在「佔中」前期，真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了，「狹路相逢勇者勝」這句說話對許多高級指揮官來說是並不存在的，因為他們只會避開下達命令的機會，反諷的可能祇是社會良知決定了後來的行動方向。 每年考核中沒有現代的360度評核(上中下級同時的評分)是嚴重的失誤，在戰場上，亦祇有並肩工作的伙伴與直接執行命令的下屬才能更全面地評估一個人的能力。上級的觀點往往是有別於執行任務的下屬，加上年紀輕是決定升級的首要條件時，更多人就會意興闌珊投向商界或提早退休，而前線能夠依賴的長官將會是越來越少。 以古鑑今，能夠不拘小節讓真正有能力的指揮人員晉升，更要改變策略上的錯誤，自然就有更多熱愛這片土地的年輕人為香港的將來發出光和熱。從「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將會是一段時間，急也急不來大家還是忍耐着吧，但危機卻在不遠的地方了。 圖：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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