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出現109位人士透過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上呈他們為涉性侵多名少女的被告撰寫的求請信，不言而喻，內容自然為被告求情說項，被告最後被判監7年半。

市民對判刑一向服膺於法庭的判決，只可惜在佔中及連串黑暴後，市民就經常看到量刑及判刑是令人詫異的事實！市民對於毫不對稱的判刑深惡痛絕，市民都是守法的公民，更多數的市民都認為判刑明顯地不足夠Manifestly Insufficient，不過，律政司才可以考慮「上訴」，市民也不能置喙。然而，可以讓我們利用這個案例來解說，為了公義，律政司都要考慮到對罪犯的「阻嚇性」及「受害者約章」的層次。

為被告說項也要合情合理

案中男被告是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生，他被控在2014至2018年間，騙得4名年齡僅13到16歲的受害者在不同的地方性侵，性虐及製作兒童色情物品等共18條罪行或交替罪名，罪成後只被判刑7年半，大部分刑期同期執行，亦等同在服判60個月即5年就可以獲得釋放。假如被告在還押中等候審訊的話，尚可以扣除還押期內的長度，可以更早獲得釋放，甚至遠遠低於5年！

跨越4年精心部署，而且是針對未成年少女的性侵令人髮指，既然是持續有計劃的犯罪行為，亦沒有證據顯示只是一時衝動的違法，何以出現109封求情信替被告人說項？究竟這些願意替被告說項的人類是什麼背景？香港市民都希望知道。根據保護受害者的原則而言，假如這109名「大作家」都是參與教育工作或照顧幼兒的前線人員，就更加令人驚恐，也許原審法官要召開聽證會去理解這些信件的真實性，即 authenticity。為被告說項也要合情合理，不可以隱藏身份，難道永遠是立場為先，公義反而是配套？

法官易地而處是最好考驗

也許律政司亦要考慮動用法律改革委員會Law Reform Commission的機制去研究這些信件的信納標準，假如毒販可以為毒販求情、政客又可以為政客求情、性罪犯都可以為性侵犯求情說項的話，難道法官都可以自動認證信件內容又接納成為減刑的理據？或許求情信的作者身份必須公開，亦可以在審訊的紀錄上被市民查閱。

公平不但要在審訊中出現，也是整個社會都能接受的一個標準。站在受害者及她們家人的角度，少於5年之後被告人就可以釋放，等同侮辱法治及法官智慧，市民都會覺得是公平的量刑嗎？

全世界都認同法治的重要，市民也明白判刑不在懲處、長短乃是對犯罪份子的阻嚇性，不過，假如這4個受害者都是各位大法官的女兒，你們又該如何自處？易地而處是最好的考驗，請各位評評理吧！

原圖：星島日報，HKAPA EXCEL網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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